首页 / 沉香资讯 / 精油轶事 / 古中国香文化演进路程简史
古中国香文化演进路程简史
发布日期:2019-11-18浏览次数: 3944

                      ——《鸩香堂》摘录整理


古中国香文化简史(目录):

三皇五帝时期:

良渚文化:

夏朝:

商朝:

周朝:

东周:(春秋、战国)

秦朝:

汉朝:(西汉、新朝、玄汉、东汉、季汉族)

西汉:用香历史

东汉:用香历史

三国:(曹魏、蜀汉、孙吴)

晋朝(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

南朝:(宋、齐、梁、陈)

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隋朝:

唐朝:(前期)

唐朝:(中后期)

五代十国:

宋朝:(北宋、南宋)

辽国:

大理/西夏/金朝/吐蕃/:

元朝:

明朝:

清早期:

清中期以后用香:

中华民国:

近代香文化的发展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说,香文化香料起源于亚洲帕米尔高原,它与宗教发祥有着密切的关系,神徒们通过熏香的仪式呼吸这些芬芳,使自己能够更加接近神灵。

而帕米尔高原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位于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地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地区,由此可见人们常说的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都是最早应用香料的国家也是有据可循。

香文化的发展始于春秋汉魏、成熟与完备于隋唐时期、繁盛与普及在宋元明清:

......

 360截图20191118030534420.jpg

我国用香历史悠远,自商周时期开始,就已经将香料应用于生活当中,如祭祀、巫术,医药等。而后随着不同朝代的更迭,中国用香习俗文化传承光大,人们用它熏燃、悬佩、涂敷甚至饮用日渐演化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尤其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熏香更是推崇有加认为它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熏香为伴并进而将其作为“礼”的一种表述成为古代宫廷和贵族居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的用香历史,从红山文化晚期的之字纹灰陶熏炉、龙山文化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良渚文化的竹节纹灰陶熏炉,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4000年的用香历史。

红山文化.之字纹灰陶薰炉炉盖

龙山文化.蒙古包形灰陶熏炉:夹细砂灰陶,高17cm,腹径14 cm,顶部开圆孔,炉身遍布各种形状的镂孔。


良渚文化.竹节纹灰陶薰炉:高11 cm,口径9.9 cm,呈笠形斜直腹矮圈足,腹外壁饰有6圈竹节形凸棱纹,炉盖捉手四周有18个镂孔(3孔一组,共6组)。

中国的香文化出现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期,严格来讲属于中国香文化起源的应该在春秋战汉时期,也就是说战汉以前有用香历史但没有相应可考究的用香文化,这在全世界的香文化史上,并不算早。

(玛雅文明的历史是公元前1500年,恒河文明是公元前2500年,两河文明是公元前3500年,而尼罗河文明的历史最为古老是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存在有5600余年)

 

 

三皇五帝时期:

古中国文明应用香料植物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炎黄年代大约与古埃及人同一时期,当时”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并且详细的纪录下来,成为《神农本草经》

这本书分上、中、下三品,涵盖了大约365种植物的相关知识,分别记载了各药的异名、性味、产地和主治等。其中252种是香料植物或与香料有关1997年收入国家药典的就有158种。当时神农氏所记述的几种精油的属性,直到今天基本上仍和我们所认识的相符。

《神农本草经》论述了“君臣佐使、 七情、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的基本理论,以及药物的采集时间、炮制、贮藏,乃至剂型、用药原则、服药方法等有关药物知识的问题,中国发展出的“汉医”也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

这本草经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案体创作,托名神农氏所写,它是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成书后治用500余年,至北宋初散佚,但其基本内容被保存在历代的本草书中。现存的《神农本草经》是清代学者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佚本。

《黄帝内经》记载着许多疾病发生的原因以及治疗的方法,其中对植物运用的智慧,是现代药草学家的指南。《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将薰香作为治疗疾病方法的医学典籍,称之为炙疗和香疗,为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并称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黄帝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阳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 养生学说”等、传承至今。中国香文化的演变体系,如君臣佐使等学术流派依然离不开或是借签于此术说理念,是香文化的起源。

 

良渚文化:

古中国从伏羲开始,历黄帝而枝繁叶茂,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证明了距今5300-4500年左右,历史上曾存在华夏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虞朝”。

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失,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面临小冰期的天文现象引起东南地区气候环境恶化,洪灾泛滥直接导致了良渚文化的举族北迁中原从而建立了夏朝,其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所以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华夏族的大禹带领族人与洪水奋战并走出了困境,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又与中原的土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赢得胜利,从而完成了虞朝向夏朝的转变。

“虞代”在古文献中多以虞、夏、商、周并提:

《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

《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礼记》《周礼》等书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代并举来排比四代的礼制。

此类称述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将虞代与夏、商并举已为先秦典籍所常见。

良渚文化时期有着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和衣冠文明并已形成礼制,这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当时社会形态已分化出明显的阶级区分与森严的等级制度,王权与国家已然出现。

《礼记·王制》云: “有虞氏皇而祭”所指的便是有虞氏的先民头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良渚文化玉琮等玉器上所刻神徽形象实际上是鸟图腾与龙图腾的结合体,正是伏羲的形象。

古中国对社神的祭祀弥足重视,用于社祀的祭坛便是“社”。而华夏的“社” 要追溯到虞代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祭坛已发展成熟。


良渚文化的陶器系轮制而成,制作精美,主要有礼器、祭器如鬶、爵、觚等。

从良渚竹节纹灰陶熏炉不难推论,当时的用香已形成文化或者礼制。


夏朝:

至夏代起,中国进入事鬼敬神的神秘时代,夏朝是中国史书记载的一个重要世袭王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夏朝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朝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涂山位于今天安徽蚌埠怀远县,传说建都阳翟(河南禹县)后为了巩固王权,沿颍水南下召集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聚会于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史称“涂山之会”。

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夏朝的文明是青铜文明。      

夏王朝时期夏文化的探索,虽因文献不足而看不到它的全貌,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目前探索的对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头文化及龙山文化的遗存上。

这是由于二里头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情况最为接近的缘故,但考古所能证明为夏朝文化的特征遗存证据尚且不足。

正如孔子所说:“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朝文化的发展,直接为商、周两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 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因此九鼎也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以及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鼎是一种重要的器皿,最早作为炊具出现。再后来,鼎逐渐演化为一种祭祀的重要器具。而香炉的出现要比鼎晚很多,香炉是鼎在日后发展的一个分支。

 

商朝:

夏朝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 ,在亳(今商丘) 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

商朝始于商汤终于商纣,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商朝是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并在文化、青铜冶炼等发面达到较高的水平。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

殷商甲骨文出现了“柴”字,指“手持燃木的祭礼”,堪为祭祀用香的形象注释:

 

 

周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中国对香具的利用在周代就已开始分出了供香、礼香、药香系列,而且香文化已融入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

西周:约前1050年周文王崩逝,周武王继位后联合各部族进攻商纣直逼朝歌,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后殷商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殷商灭亡。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宝鸡市青铜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考古所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金器等精品600余组件,展示了周族兴起、古公迁岐、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周公礼制、秦君游猎、穆公称霸等一系列重大史实。

西周时代,簋是重要的礼器之一,与西周礼器的核心铜鼎配合使用。

从夏朝的九鼎到西周的器皿用途可以看出,后世香炉的器形无一不与之息息相关。

 

东周:(春秋、战国)

东周时期,诸候争霸,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香的认识进了一步,用香比喻一种高尚、善美的品质,把香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当时佩带香囊、沐浴兰汤、互赠香品,形成一种风尚。

香文化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对香料植物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繁多。那时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已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方法。

春 秋: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中国用香的历史发展可概括为:肇始于春秋、成长于汉、完备于隋唐、鼎盛于宋元。

《周礼》中记载:“剪氏掌除蚕物,以攻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虫之事。”古人燃香也可以说是清净环境之用。古中国在尚未产生专用的香器之前,先使用一般的铜炭炉来薰香。

王子婴次炉是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春秋时期青铜器,器有7字铭文,见于器壁内侧,释为“王子婴次之燎炉” 学术界多认为是燃炭以取暖的燎炉。



战 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消除秽气、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逐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

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

战国时期不得不着重介绍伟大的屈原,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屈原为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大巫师。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兼管内政外交大事。那个时候楚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转型的时期,他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希望借由改革使楚国走上富强之路,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离骚》《楚辞》是屈原的二部伟大作品,前者为屈原所作,后者以屈原宋玉为首。离骚和楚辞是最早最多记录先民们认识香草、香木并运用到生活中的文字作品。

离骚楚辞中记录:香草香木共有34种。其中香草有22种,包括白芷、泽兰、留夷(芍药)、杜衡、菊、杜若、襄荷、石兰、藳本等,香木有木兰、椒、桂、橘、柚、桂花、桢、甘棠、柏等12种。

《楚辞》的创作与楚国境内的巫风盛行直接相关,屈原同时也是一位大巫师,更喜爱香料。书中的“香草香木”大多气味芬芳馥郁是巫师祭祀歌舞时的祭品、道具。祭祀的目的是达到人与神沟通而实现祈福的过程。

《离骚》一诗总共300多句,提及花草的地方竟不下40处,诸如木兰、宿莽、江离、蕙芷、留夷、揭车、杜蘅、方芷、薜荔等20种以上。

书中记载采摘香花相赠是文人间以人格为基点的勖勉、相思之情的流露,更是普遍的现象,如:“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其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贻”。而“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则是先民采摘香草的一个典型。

《楚辞》中大量诗意化,文学化描写的用香场景,美德与香草几乎成为同义语。

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揽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兰”“椒”“芷”“蕙”皆为名贵香草,故诗人行于兰皋,止于椒丘,茹蕙掩涕,幽兰结佩

甚至在因“蕙纕”被替之后还要继续采摘芷草。这象征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美好的理想和情操来陶冶自己,表现诗人高尚峻洁的人格。

《离骚》《楚辞》《九歌》中人和神灵都用自然物料作为自己的服装和佩饰,《离骚》抒情主人公最初的服饰是“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把江离和芷草披在身上,把秋兰佩带在腰间,用菱叶制成上衣,用荷花编织下裳。

《楚辞》中山鬼时而“被薜荔兮带女罗”时而“被石兰兮带杜衡”,她的衣服和腰带都是香草制成。

《九歌》描写罗列了众多的花草树木,“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等…… ,

荷叶编织成屋脊,上面加盖芷草,四周用杜衡环绕,荪草饰墙,紫贝砌院,桂树作梁,木兰作掾,辛夷为门,薜荔为帐,白玉镇席,花椒满堂,荷叶绿色,芷草白色,花椒深红......等等。

这些描述不仅使人感到芳香飘散,而且把人带入了绚丽的色彩世界,带入了纯洁质朴的大自然中,构成了浪漫的境界。

几大作品大量关于香草、香木的描写,从认识香草、香木的功能到加以运用,然后搬到作品中,比喻个人志趣个人品德,是离骚楚辞在文学之外的一大贡献,从而让我们管窥到古人用香的情况。

由书中可见,先秦战国时期,使用合香之法便盛而行之,当时应用的香料仅以凉干、裁段、或磨未处理,其种类以本土长长的值物为主。

 “端午习俗,艾蒲苍香”是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活动,更把芳香疗法推广成为全民文化活动,节日期间人们焚烧或熏燃艾、蒿、菖蒲等香料植物来驱疫避秽,杀灭越冬后的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的疾病,饮服各种香草熬煮的“草药汤”和“药酒”,以驱除体内积存的毒素这个习俗流传至今。

早在战国时期,古中国就已经有在室内薰香的习俗,焚烧的香料是以草本植物为主。其实薰香源自古人薰烟以趋灭蚊虫,并消除秽气。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较多的炉具。自民国以来数十年不断发掘的湖南长沙楚墓群出土过数件陶质豆型熏炉,其中一件熏炉中尚存有未焚烧完的草木类香料。所焚之香料当为《楚辞》中所载之:佩兰、薰草、香蒿、江离、艾蒿、香茅、郁金、揭车、杜衡等……

战国晚期亦出现青铜活环提梁熏炉,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曾经出土三足圆炉及云纹方炉各一件,湖北战国曾候乙墓等亦有类似的出土。

古中国香炉的形制始于战国,在室内焚香自战国时代就已开始,但是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具,却迟至汉代才出现。以后历代出现各种式样的香炉,材质有陶器、瓷器、铜器、鎏金银器、掐丝瑵珐琅、画珐琅、竹木器及玉石等,种类丰富。

 

秦朝:

秦文化时期,始皇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统一中国,建立起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

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

随着国家政权高度统一,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措施,其中包括著名的“书同文”, 即丞相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的官用文字;程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简化字体,整理出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

秦朝文字的统一促进了多民族交流融合,对后世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始皇灭六国的过程中,已经将杀戮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从未屠城杀降,也没有屠杀六国的王族大臣。

千古明君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所以秦始皇历史上根本没“坑儒“事件,秦皇坑的是江湖术士, 缘由他们炼不出长生不老药以及期君之罪。因为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君临天下,自然而然就想向天再借五百年,所以后来才有了徐福(其师王诩:鬼谷子)东渡海外求不老仙药而不知所踪之事……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典故就源于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始皇帝功成名就之后,自然是大兴土木修建天下第一宫“阿房宫”,意在成为秦朝政治中心。但在东巡途中驾崩葬于骊山,去世时阿房宫尚未修成,工程被迫停了下来。

在当时天下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和战事危急的状态下,左右丞相和将军劝阻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触怒二世,后被送交司法署问罪处死。同期赵高作乱,将二世劫持在望夷宫逼其自杀,于是阿房宫完全停工,直到秦帝国灭亡。 阿房宫虽然没有完全建成,但其部分附属建筑“阿城”等仍然存有遗迹。


秦直道”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蒙恬监修的一条重要军事要道,南起京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淳化县),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

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始于秦朝,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前220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

灵渠”: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地区,下令开凿灵渠,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通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内涵最奇特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于80万,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

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比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 陵园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始皇13岁刚登基时陵园营建就随之开始了,前后历时间39年,直至始皇临死之际尚未竣工,二世胡亥继位后又修建了一年多才基本完工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凤鸟街环铜熏炉。在春秋战国时代熏香是贵族的专利像这样精致的铜熏炉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而雍城为东周时代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这就说明它应是秦国王宫内的遗物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铜熏炉的最高工艺水平。

连年的战乱,使得熏香文化在秦朝并没有得丰厚的土壤让其发展,文献也极少有纪录秦朝香事。

始皇扫六合,并天下,气吞山河,大统天下后过度使用国力:修驰道、修驰道、修灵渠、修长城、修陵寝、筑兵马俑,盖阿房宫,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求长生等等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还带领数十万人马巡行全国,这每一件都是耗时而废力的震世之作而始皇在位十年这些事他全做了,国力民力严重透支。

而秦二世即位后宠信赵高打压正直,大肆屠戮有功的将军和朝臣,又滥用民力,加之秦国严刑峻法严重的徭役逼的人民苦不堪言,最终导致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而蓄谋复国的六国勋贵旧戚纷纷借机而起,一夜之间关东出现了秘密训练的数十万大军,于是大秦这个巨人倒下了……

秦始皇一生的败笔就在他没有立长子扶苏为太子(这是个千古之迷)和用人不当,错信任李斯,后便有了沙丘阴谋,导致扶苏和蒙恬将军被害,而致江山落到胡亥这厮手上,没几年太监赵高杀胡亥,立扶苏之子子婴为帝,后子婴杀赵高。

这一切导致秦王朝内部四分五裂,迅速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优势。更为严重的是当起义烽烟四起之时,远在北方抗击匈奴的二十万秦军和在百越(今指越南)的三十万秦军却按兵不动!甚至到最后,秦朝靠囚犯来守卫都城咸阳,如此后院起火,焉能不败?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强大的秦朝仅15年时间便走向灭亡。因此汉朝开国后刘邦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之后几代皇帝都是勤俭,修养生息的国策来治国,才有了文景之治和武帝的开疆扩土以及香事的繁荣发展!

 

汉朝:(西汉、新朝、玄汉、东汉、季汉族)

我国古代有焚香的习俗,或燃香洁室、或熏衣染被,“欢作沈水香,侬作博山炉”,这是汉晋六朝文人对熏炉和香所作的隐喻吟咏。

汉代开启了中国香文化的大门,随着汉高祖大统后,天下和平而诸事兴盛,百家传记迭出,有关香熏活动的记述丰富起来,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来看,整个汉代社会尤其是汉朝宫室,已然进入了一个香熏活动的上升期。

 

西汉:用香历史

西汉初期,帝王皆信仰道家神仙之术,除了事鬼敬神、祭祀典仪等活动中由祭司执行焚香外,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起来,因为香料有驱虫避疫功能,而且有了专门用于熏香的陶熏炉等香具,也是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熏香在南方两广地区尤为盛行。

汉代青铜行炉上有镂空盖可开合,有手柄可执,做工精巧。此类熏炉为皇室、贵族日常参加各种典仪常用之炉,因其炉盘浅,炉盖通风性能好,也可以用来熏烧香草,这类熏炉在唐代发展为长柄鹊尾炉,在行进时典仪时使用。

西汉初期,汉武帝之前此类熏炉,大多沿用春秋战国时期豆的浅腹造型,为了方便出香烟,盖上镂有较大并规则排列的几何形孔隙,盖顶有圆形或鸟形的凸起。虽然还是陶质的,但有的做工已经十分考究,具备了审美的功能。

此时所用的香有: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个做工精致的豆形陶熏炉,通体红黄两色彩绘花纹,盖顶的鸟还可以转动。钮周围饰以双划纹折线两层,间有三角形镂孔。

考古出土时熏炉中还装满与高良姜、辛夷和芳香混合在一起的茅草。这种香料的出现,标志着熏香已经从驱蚊灭虫的俗事,变成了赏心悦目、有文化内涵的雅事,具有了把观赏、工艺、礼仪甚至文学、艺术交融为一体的特点,熏香成为了一项审美活动。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挖掘,不仅使长眠地底2000多年的西汉轪侯夫人辛追之形象重见天日,也出土了多达十余种香料,分别盛放在药袋、香囊、枕头、妆奁和熏炉内,为世人揭开了汉初贵族妇女用香习俗的面纱。

出土之际,除了辛追左右两手各握有一个绣花绢面香囊,墓中还另外可见四件形制相同但大小不一的香囊,内盛茅香、花椒、辛夷等香料。其中,位于东边箱65号竹笥中的一件绮地信期绣香囊,上部为素绢,下部用黄色绮地“信期绣”缝制,底为几何纹绒圈锦,腰有系带,其刺绣华美之程度,展现了汉代织绣的最高水平,显见当时贵族对于香具珍视的程度。

    在一号墓中,辛追夫人生前用过的药枕至今保存完好,它用精美的丝绸和绒毛锦缝制,枕里装有佩兰的叶子,佩兰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功能可解暑化湿、治疗头晕、胸痞呕吐及水湿内阻等病。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学名著《长门赋》说,汉武帝的陈皇后,用的就是辛追类似的药枕,文记载:“抟芬若以枕兮,席荃兰而麝香”,芬、若、荃、兰皆香草也。说明两千多年前的皇室贵族,已在使用这种药枕。一号墓药枕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

到了西汉第五任帝时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战国时期初步形成“丝绸之路”,外邦进贡者络绎不绝,此时才开始有西域香料和其它农作物传入中国

中国的物产也陆续传到西域各国,在历史上有香品的记载也是由此为开端,香料在当时成为进贡的重要内容。由于许多香料燃烧时香气更浓烈且易扩散,故焚香便成为最流行的用香方式,熏炉也便随之兴盛., 香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诸夷献香”等文献有记载:“毘邪王杀休屠王来降,得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这个金人之神据说就是指“佛陀”,这是以香礼佛的最早记载 。而且汉武帝崇仙善养生的同时喜欢熏香,这大大带动了汉代的用香风气,如含鸡舌香”郎官奏事口衔鸡舌香等,打破了香必用祭,使香进入了日常生活。

张骞出使西域后,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欧洲乃至北非的友好往来。加上秦汉时期的 “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大量的的香料和农作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地区,香料种类增加得更为丰富:

如【沉香:开始是由西域传入,后来则主要由海南诸国---广州、交址(越南)、琼崖(海南岛)、占婆、真腊(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海南岛、泰国这一带地域自古以来即有生产香草。】;龙脑香、鸡舌香、东非的紫檀、印度的胡椒和姜、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没药、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等香料......

中国香料的品种也进一步得到了富的补充,这些香料在汉代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海陆丝绸之路的打通使得汉代呈现出“万国朝贡,香溢九州”的盛况。

以器形的传承推断,至迟在西汉中期汉武帝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的“博山炉”, 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京杂记》有 “被中香炉”和“九层博山炉”的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九层博山香垆,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其基本形制多是在一圆盘中央竖立承接炉身的直柄炉身呈半圆形上有盖炉盖作圆锥状以镂空的手法雕刻出山峦、人物、鸟兽、草木、云气之状。

博山炉的出现是汉代神仙思想崇拜的一种反映。如今战国熏炉在考古发掘中已多有发现,观察其构造的成熟程度,春秋时期已存在熏炉的可能。但汉代熏炉焚香的风气特盛则是事实,存世的汉炉也比较多。

出土的博山形熏炉中,以”河北满城刘胜墓*错金博山炉”和”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错金银竹节熏炉”最具有代表性,堪称最为精湛的博山炉之一,其形态特点在于炉体多呈豆形,炉盖往往镂雕成山峦起伏状,其上大多刻有珍禽异兽或奇人异士若隐若现于山中。

当焚薰香料时,香雾从镂空的炉盖上袅袅升腾,在氤氲的雾霭下,远山、瑞兽也仿佛具有了生命的灵动。

当时思想文化的高度融会,其合理的器型设计,精湛的工艺,使它不仅仅成为一种焚香的器物,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件高雅的收藏和装饰器物。

博山炉确立了焚香炉具的基本规制,虽然汉代之前,乃至五千年就已经有了熏炉,但都不像博山炉那样特点明确,使用专一而广泛。

这种炉盖高耸如山的造型,开启了后代香炉先河,有人称其为香炉的鼻祖,实际它本身就已经成为焚香的代名词,成为了香炉的代表。

“博山炉”的出现,与燃香方式的转变有关。西汉以前,焚香多用草本类香料,将薰草或蕙草置于豆式炉中直接点燃,虽香气馥郁,但大有烟火气。

汉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苏合香等传入中土,这种树脂类香料须下置炭火,以炭火缓慢阴燃的温度将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又少烟火,故而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博山炉,自山峦间的细密小孔舒缓香烟。

“博山炉”出现之后,香炉的使用与熏香的风习更加普遍。除了香炉,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熏炉。

这个时期的熏炉被做成各种形状,有豆形、鼎形、簋形、博山炉,还有仿鸭、龟、虎、麒麟等动物形体的兽形熏炉,李清照词中的“瑞脑消金兽”,说的就是这类兽形熏炉。

广州、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已经出土了不少豆形熏炉,广州地区4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熏炉112件,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五个四穴连体炉,这些跟后世的用香都有很多区别,从香炉的结构来分析,古人已经意识到单方香品的局限性,从而产生了香料配伍的理念。

 而且这个时期打通的“丝绸之路”带来了海外的丁香、安息香、乳香、龙涎香等,汉代香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和香”香方,宫廷的术士开始用多种香药根据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来调配香方。开始转而使用多种香料配制而和合成复方香品。从西汉初期的“四穴熏香炉”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就已经有一套完备的合香雏形。

西汉四穴熏香炉:即分别在不同的炉穴中放入不同的香料,四穴同时点燃,使香药的药效和香味在空气中自然融合,从而达到和香的目地。

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甚多青铜器具,其中发现许多青铜蒸馏器,证明早在西元二世纪左右的汉代,已经有了蒸馏枝术,如下图,海昏侯的蒸馏器:

   

 

东汉:用香历史

从出土的形制来看,青铜蒸馏器成熟于东汉,中国的烹饪技术和炼丹术中都有“蒸”, 古代所谓的‘九蒸九曝’其实是升华,从蒸锅到古代蒸馏器,这是中国“蒸”技术设备的自然发展。

中国的“蒸”注重的是升华过程,关注的是反应器中被“蒸”物质,对于反应器产生的物质缺乏关注,因此,中国古代蒸馏器往往缺乏冷却装置,并不着意于收集产生的气体和液体,与西方的蒸馏技术并不一样,所以古中国很少有“精油”的纪录,大都以丹的形态存在。

中国古代蒸馏技术开始注意收集气体,还是后来受到印度技术的影响。西方的蒸馏技术始于炼金术,因为要萃取精华,西方人用蒸馏管收集蒸气而发现了蒸馏酒,这是在十一世纪左右,约等同于中国宋代末年。”   

道家思想自从上古时期至汉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

佛教在东汉二任帝*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后,伴随着佛经而来的还有印度香料如龙脑、沉香等…佛教传入的合香观念让香草的使用又产生全新的风貌,很快的和中国用药的观念相互结合,产生出更为博大精深的合香配方,甚至依照季节、时令、场合及用途而调配出理想的香品。

在香的形状上则有丸状、粉状、饼状、线状及圈状等。明清开始,又有柱香的出现,以竹签或木签为心柱,外裹香粉,成为目前礼佛普遍使用的香品之一。

东汉时期对香的应用和典仪十分重视,如东汉应劭《汉官典仪》:“皇后居处称椒房,去其实,蔓延盈升;以椒涂室,取温暖,除恶气也。”宫廷中路上也要撒香“以椒布路,取意芳香。

《汉官典仪》中还有大量的用香仪轨,如:“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意思是官员们上朝还要在怀中揣香,汉官兴职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等。

据传自汉代起,宫中的侍女多持孔雀翎,其目的就是打扫香灰。 

东汉时期,除了以焚烧香草来驱除蚊虫,去除秽气之外,还有煎香汤沐浴,佩挂香草燃香以消除瘟疫气的记载。

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候变化很大,特殊的环境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所以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以东汉为最。

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前提之下,古人用香除了祭天礼神之外,焚燃香料可以辟瘟驱邪,这也是东汉如此重视香熏的一个原因。

可以说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繁,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

另一方面,即使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如著名的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好几位诗人建立了友情但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建安七子”竟有四人染病而死,曹丕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同时期,东汉末医学家建安三神医之一”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外科,曾用“麻沸散”施剖腹术,为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之全身麻醉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麻沸散传说是麻醉药《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以至于后来发生的“关羽刮骨疗伤”应该也是类似于局部麻醉之法。说明当时的“蒸馏浓缩”技术已到达一个很高的层度,而到现今医学界止,还没有像传说中的麻沸散一样仅口服就能达到全麻状态的药物!

 

两汉总括:两汉时期,凤形和鸭形为代表的动物器形铜香熏流行,鼎形熏炉较少见,而外来香料成为王公贵族的玩赏品,香料除了应用在祭祀、宗教外,使用率并不普遍,只作为宫廷奢侈用品,这和西方非常相似,在古埃及、希腊、罗马、也只有国王宗室、祭师,贵族才能享有香料的掌管和使用权。

汉代香品的特色就是和香,随着香料品种的增多,宫廷的术士开始研究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根据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来调配香方,并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

“香”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衍变,不再像过去仅指“单一香料”,而主要是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合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也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里程碑。

汉代香方中的取君、臣、佐、辅之法,以香方气韵主导之药为君;养性之药则多臣;统合环境之药则多佐;由性及命、促使性命相合之药多为辅,犹依本性所主而兼复斟酌。

从史传的部分汉代香方来看,当时的香方配伍十分严谨,方剂较大。多为一君、五臣、九佐、十八辅的大配方。

 

三国:(曹魏、蜀汉、孙吴)

360截图20191118030534420.jpg

三国时期,由于大小军阀混战、南北朝的分裂战乱、灾荒和瘟疫频繁,军阀大小头子都想独霸天下,光想着打仗了,加之贵重香料通常都是皇室贵族阶级专用,所以中国独立的汉香体系也遭到严重的打击,经过连年兵荒,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出现更多的飞跃进步

而之后的香文化又重新形成新的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西方香文化的交流演变有关联.。这个时期南方的吴国和东南亚以及西方的海上贸易较为发达,不断有新的香料涌进中原。

在典籍《魏武帝文集》中有个曹操向诸葛亮送鸡舌香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有次将鸡舌香精心包装起来,并修书一封写道“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遣使者把香送到千里之外的孔明军中。

这里是向诸葛亮示好,以表招贤纳士之意。暗示:我曹操希望能和你诸葛亮一起口含鸡舌香,同朝为官。说明当时以香见礼是极重要之事。

东汉末年时曹操手下有一谋士 “荀令” 官拜尚书令。此人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忠孝廉义,这位重臣善薰香,据称他身上的香气,百步可闻。

荀令所坐之处香气三日不散(《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成为世人的美谈和效仿的对象。可以说是香的精神与人的气质糅合在一起的典范,后世常以“荀令香”或“令君香”来形容大臣的风度神采。

《三国演义》七十七回中,吴国杀了蜀国刘备结拜兄弟关公,张昭献计孙权,将关公首级送给曹操,企图把刘备的仇转向曹操。而操识得东吴移祸之计,遂刻”沉香木”之躯配关羽首级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并赠为荆王差官守墓。后来刘备为报关公之仇,起兵攻打东吴,三弟张飞又被杀害。

而后愤怒的刘备攻打东吴,孙权心怯遂具”沉香木”匣,盛贮飞首,绑缚范疆、张达,囚于槛车之内,令程为使前去见刘备上表求和……以香抒情,算是三国中对香料的最高礼节应用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瓷器时代的开始,因陶瓷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而逐渐取代金属薰炉成为主流品种。这一时期薰炉造型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国、西晋、东晋和南朝四个阶段。    

晋朝(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因而曹操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禁家内不得熏香”以示简朴;临终时遗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一时期熏香风气已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出现了许多描写熏香的诗文 脍炙人口,流芳千载

如曹丕《迷迭香赋》、刘绘《博山香炉》、曹植《洛神赋》“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涂”即“椒途”,“蘅薄”意为芳草丛生, 等……

南北朝时期的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及安徽一带还流行提篮形熏炉。另一种熏炉,在熏炉底部加喇叭形高足,高足下有承盘,炉门沿部无提梁或耳,炉身亦镂有圆形或三角形孔,多陶或瓷制,用处是将服装加以熏香,熏衣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传统。

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颜氏家训》中批评“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古人对于熏衣这件事很上心,相应发展出一套细致的方法。

除了铜制器形之外,两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制瓷业中也有熏炉烧造。它们多为一体,不分炉体、炉盖,呈圆形,炉身上半部镂有三角形、花叶形孔,下半部无孔,或留有添香料的炉门,炉下多附有承盘。

 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学衰微加上政治混乱,知识份子为了避祸而兴起清谈风气,即一种抛弃现实,崇尚玄理的谈论,如《易经》、老子和庄子三部书,合称三玄。

晋代黑釉瓷熏炉:龟负仙山的神话传说被汉代人设计成熏香器具。而晋代熏炉轻巧的造型和简洁明快的装饰,呈现了瓷质和釉色之美,更是魏晋崇尚清淡的审美取向使然。

西晋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香文化仍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熏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

同时,汉晋道教佛教的兴盛而致用香习俗传承不断,人们对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较深的研究,并广泛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合制造出特有的香气,配方的种类丰富,合香配方的种类大为增长,并且出现了许多专用于治病的药香。

此时香的含义也发生了衍变,不再指单一香料,而是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整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的合香。

 

 

 

南朝:(宋、齐、梁、陈)

南朝宋时期的《后汉书》曾有《汉后宫和香方》详细记述和介绍了汉代后宫经典香方以及香药的炮制、香方的配伍方法等,已经失传而无法佐证。

 

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都提倡用香。这一时期虽战乱不断,但香却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合香配方的种类大为增长,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用于治病的药香。

在南北朝,西汉中期流行的山峦起伏、丛林蔽障、野兽神人出没其间的博山形炉盖、炉盘,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大量以莲花化生双手托起博山炉为主,佛家莲花意象与博山炉相结合。

南北朝越窑瓷熏炉炉身正面设圆拱形火门,花间设孔隙,烟由此飘出,莲瓣表面浅刻竖条纹,该类器物多见于赣、闽,开启了隋唐流行莲花瓣香薰造型的先河。

南北朝褐釉瓷熏炉炉盖与炉身连体,炉盖山形莲瓣重叠,中间顶部端坐一仙人,留有添香料的炉门。南北朝时期除了熏炉盖上雕塑飞鸟继续传承外,这种炉盖上雕塑仙人的熏炉很风行。

这一时期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等六朝政权立足江南,为扩大其政治威望必须发展对外关系,传统的对外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阻于北国,因此只有致力于海上拓展

所以海上丝路经贸非常活跃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欧州、非洲的龙脑、龙涎香、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鸡舍香、乳香、没药、素馨花、茉莉花等,也大量引进中土。而中国的大麦传到朝鲜,大麦和中草药传到日本。

 

隋朝:

在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状态后,我国历史进入了再次空前统一的隋朝时期。在宽广辽阔疆域内,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创造出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明,封建社会也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随着科技、经济、交通的发展,香料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香料的普及度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增长。

隋朝之前,虽然中国的上层社会对香已推崇备至,但由于大多数香料、特别是高级香料并不产于内地,且多为边疆域外、邻国的供品,所以可用的香料总量很少,即使对上层社会来说也是稀有之物,甚至级别稍低的官吏也难以享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香文化的形成发展。

熏香文化在隋唐时期虽然还没有完全普及到民间,但这一时期却是香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香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成熟完备的香文化体系。

时期莲花博山炉多构思新巧,雕镂精细,又以蛟龙为柱、莲花为饰,层叠衬托炉身。此炉由炉盖、蟠龙立柱莲瓣炉身和炉座上下叠砌而成。

博山形盖中央有塔式捉手,宝珠形钮,下为两层山峦,作孔雀翎纹宝珠状。近捉手处有三孔,便于炉中燃香时烟气散溢。炉身为两条相互缠绕的龙擎托十二瓣仰莲形香钵。炉座豆形,侈口、浅盘、平底,喇叭形圈足。六朝人咏“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即指此炉造型。

青釉瓷熏炉炉盖由镶嵌联珠纹的孔雀翎纹叶片粘贴而成,中间托举一枚宝珠。炉座上半部由仰莲组成,炉座下半部由覆莲组成,此炉造型开合有度,彰显了雍容华贵之气。

隋朝时期,中亚/东南亚/西亚/北非/朝鲜半岛各种香料和值物陆续传入中国。同时,中国大量植物品种也传播到域外。

例如,中国的漆树、枇杷、茶树及加工技术、牡丹、枣树、柿子、杜鹃花、芍药、菊花等传入日本;茶树及加工技术、梅花等传入朝鲜半岛;牡丹传入东南亚;桑树、养蚕技术等物值传入非洲和欧洲。

中国熏香的历史悠久,熏香不仅能够洁净环境,驱灭蚊虫,还能治病辟秽。但是受地理条件所限,中国原产的香料非常有限,沉香、檀香、乳香、龙脑香、豆蔻等热带香料多来源于各国的朝贡,香料成为非常稀有的奢侈品。  

自汉代起,宫廷之内熏香蔚然成风,后宫女子也以香争宠,调香斗香;南朝陈后主更是穷奢极欲地用名贵的檀香、沉香等木料建造了香闻数里的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阁楼;隋炀帝下江南时亦是“锦帆过处,香闻十里”。

 

唐朝:(前期)

两汉至唐代,中国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而随着唐王朝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帝国,对外贸易及国内贸易空前繁荣起来。

加之国人对熏香狂热的喜爱,香料成为了海上贸易重要的货品之一,安史之乱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但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唐中期以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西域的大批香料从波斯湾或红海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穿过马六甲海峡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沿海各港口,从而又有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使香料流通极为繁荣,成为重要的贸易物资。

大唐盛世使得社会富庶繁荣和香料品类的总量极速增长,由于统治阶级对香料的喜爱,唐朝中央政府甚至下令各州府以香料替代赋税,并建立起从地方州郡向朝廷调运香料的制度。

香料随着各国朝贡队伍和大量商队进入中国贸易,使唐朝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 在进贡完给中央政府的香料后,香行将大部分的香料投入市场进行香料贸易,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旧唐书》记载唐代异域进贡香料的次数达120次,约30多个品种,进贡香料的国家主要有波斯、大食、新罗、天竺国、林邑、吐火罗国、狮子国、扶南、爪哇、扶林(东罗马)等。

唐朝同时期大批文人、药师、医师及佛家、道家的参与,使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作用、配制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

而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和专香专用:祭祀,道家,佛家,会客,卧室,不同修炼法门用香等等各不相同……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条件。

所以唐朝此时应该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香文化系统,如:《唐开元宫中香》所述:沉香:二两,细锉,以娟袋盛,悬于铫子上,当中,勿令着底,蜜水浸,慢火煮一日。檀香:二两,清茶浸一宿,炒令无檀香气........此外,还有繁杂处理香料的应用手法。

唐代的许多皇帝大多信奉佛教,如高宗、玄宗、武后等都对香料十分钟爱,而且依仗国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的帝王,除了生活用香之外,且皇室参加佛事活动频繁,使得佛教在唐无比兴盛,带来了香料的刚性需求,对香文化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皇帝经行之处,甚至“以龙脑、郁金铺地”,贵族常用沉香、檀香、龙脑、麝香等配入涂料涂刷楼阁殿柱,皇宫内甚至取檀香木制作香床、香几等大件物品。

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四香阁: 国忠 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阁壁。每於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於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牟此壮丽者也。”

这些喜爱香薰的权贵们更是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更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举办过高雅的斗香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

传说释迦牟尼曾认为香是佛的信使,而且佛家的经书对香大加推崇,于是几乎在所有的宗教佛事仪式中都要使用大量的香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更要以上等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要常泼洒香水,香料消耗量之大可想而知

唐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展示了唐代佛教文化的繁荣,衬托唐代以香供佛的事实,佛教的传播更加促进了香料的风行。

此时的中国不仅是香料的输入国,也是日本的香料输出国,古代称这些以运输香料为主的船舶为香舶。由于海上贸易繁盛,频海而水路交通发达的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香料集散地。

在《鉴真和尚东征传》中记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船深六七仗”。唐朝僧人鉴真和尚在西元753年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不但将佛教的戒律制度传到日本,也将中国的医药,香。茶。字画等过了过去

当初鉴真大和尚带了36种药草等香料,其中如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安息香、荜拔、胡椒、细辛、肉桂、香附子,厚朴、苍术、紫苏等香料类,精通医术的鉴真和尚圆寂后被誉称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日本最后将唐代的香文化, 发展成为一门修身养性的香道,与花道茶道并称为日本的雅道,后来日本香道的 “煎香”用香方式也传回中国

晚唐时期诗人李商隐的《烧香曲》:“兽焰微红隔云母”,写的就是这种熏香方式。到了唐高宗时代,随着朝廷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建立密切的往来关系,这些地方的香料也得以传入中国

公元652年:中国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记录了各种药方,并强调医德修为,临床医学的分类诊断。

唐代经济繁荣发展,成熟的熏香文化催生出了各类熏香器皿,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玉器、石器,有熏笼、香炉、香囊、香球、香盒……等,即使模仿前朝博山炉的制式,制作更加考究,花纹款式也更加华美,同时熏球、香斗等香具开始广泛使用。

在敦煌壁画里就常能见到香斗、博山炉等丰富多彩的唐代香具。同时,熏炉的制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浅膛直接点燃草木香料的熏炉,向“隔火熏香”的深膛香炉演变。唐代的香具发展对后世的香炉器形和香文化的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比汉代盛行的香炉,唐代出现了用来熏蒸环境、带有金属担链的熏香器大为盛行,以及供佛手持长柄香炉,博山炉等丰富多彩的唐代香具,这些都可以在佛教壁画、绢画及出土物中时常能见到。

此器具被称为“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香球”“金砸”等,可置于被褥中祛除污秽之气。

熏球(汉代已经出现)

佩戴香囊的习俗演变到了唐代,更蔚然成风。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的唐代金银制香具,据一同出土的《衣物帐碑》所示,在唐僖宗所奉纳的金银器中有“香囊二枚”,此正好能对应到出土的一大一小两件鎏金银香囊(大的直径12.8厘米,链长24.5厘米。小的直径5.85厘米,链长17.7厘米。

其分别饰以鸿雁纹和双蜂纹,纹饰鎏金,均镂空。,由此才揭开了香囊与香球实乃“共名”,以及杨贵妃佩戴的香囊可能为金银制品,而并非只有织绣香囊的历史谜团

此外,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亦出土了一件银香囊,直径4.7厘米,链长7.4厘米,外壁镂空飞鸟葡萄纹。此类香囊设计巧妙,制作精工,充分反映了当时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从两汉魏晋开始至汉唐时期,还流行一种可以由手执持并在移动中使用的长柄熏炉:亦称手炉、提炉、香斗,其香炉、香宝子分置附着在长柄之上,炉身似杯,与柄连接处有如意纹片状装饰,柄末端下垂,古式的尾端或为鹊尾形,或为云形,或铸一狮镇、瓶形镇等;用料有铸制、锻制或青铜镀金、真金制等类;

此物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而且在石窟寺的壁画及石造像中屡见不鲜。其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作为佛供养器,佛说法时,常执此炉,其柄长七寸至一尺许。

唐代著名禅僧神会塔基中发现有同式香炉,日本正仓院亦收藏一件此式紫檀金钿香炉,甚为华美。唐代以降,铜器继承、引进了铸造、焊接、镂空技术,鎏金也在铜器上运用,制作更为精美。这件精美的鎏金狮镇显示出当时高超的技术水平。

鉴真东渡时,也将狮子造型的长柄熏炉带入了日本,并在奈良时期风行一时,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便收藏有一件公元8世纪时圣德太子所用过的“狮子镇柄香炉”。 

香炉手把底部的铭文说明,此物曾为圣德太子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之际所用,在《御宝物图绘》中亦有其记载:此件狮子镇柄香炉各部分均为铸铜制,以铆钉固定组装而成构造,诸如此类的带柄香炉,在中国为唐代的出土作品而在日本则盛行于奈良时代。

单就熏炉来说,唐宋的金属香炉以大型多足炉最为精美,其多为宫廷作坊制品,风格端正凝重,做工精湛细致,装饰华美繁复,是金属炉制作工艺的顶峰。

而且大部分出自佛塔地宫,香气寂然,庄严静谧。金属多足炉有蹄足与兽面足两种,一般形体较高大,在款式上分为三足型、五足型、六足型、宽座型、带柄型、塔形型等。其中五足者为数较多,其中应用飞禽走兽为题材制造的熏炉又被称为“香兽”,主要造型有狮子、鸭子、鸳鸯、象、麒麟等。

进入唐代鼎形熏炉出土较多,尤其是在唐朝后期。炉腹两足之间常有兽首衔环装饰,多有盖,盖顶有宝珠形钮。亦有圈足内镂炉门者,造型颇似佛教中的舍利塔,炉座较高,故又称塔形炉,其中以五足鼎形炉较常见。

此炉由炉盖、炉身组成,铸造成型,盖顶圆拱形,其下两层圆台;盖钮为象首人身金刚,长鼻扬首,双手微举于胸前,右手有一不明执物,跪于四层莲瓣的莲蕾之上;

炉盖顶镂空蔓草,第一层圆台上有镂孔团花,第二层素面;炉身方唇,直壁,稍有收分,平底;口沿外侧有一圆环,炉盖扣置于圆环之上;

炉身腹部五兽面爪足,间隔五个兽面衔环朵带;盖钮上的象首人身,为密宗毗那夜迦形象,又译作常随魔、障碍神或象鼻天,人身象鼻,常随作障碍,此障皆从妄想心生;象鼻极长,是其爱香原故,是以用作香炉盖钮造型。

唐代起狮形熏炉大行其道,以至于后来狻猊成为熏炉的代名词。香炉盖上的“狮形钮”可以说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中国最早关于狮子的记载是东汉时期,当时安息国曾向中原王朝进贡了一对狮子。

狮子在佛教中代表着庄重威严,可以驱邪避凶。伴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狮子”越来越获得了大众青睐,作为一种艺术题材广泛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这件五足造型熏炉沿用唐朝最典型的款式之一,于清代道光年间在福建仙游城西保福院出土,现藏于福建博物院。这尊“铜鎏金狮子熏炉”不仅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且是当时佛教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亦是五代闽国唯一刻有铭文的器物,弥足珍贵。

透过它,可以窥见彼时上流社会熏香文化的风雅,闻到繁华的“海上丝绸之路”飘来的袅袅佛香。

同类熏炉还有西安市临潼区庆山寺遗址出土的虎腿兽面衔环鎏金银熏炉,和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炉足前者为蹄足状,后者为虎腿状,足间置链条或衔环,使熏炉既可平放,也可悬挂。

大唐遗宝—桃形忍冬纹镂空五足银香炉  唐(618——907年),足间垂饰链条或花结,炉盖多有镂孔,盖顶有钮,为莲花或天人形象。整体看来比敦煌唐代壁画中香炉的精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造型上也能与敦煌壁画相互补充,互通有无。

北方有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北宋定窑白釉五足炉,并在足下加环形或束腰形托以增加稳定度。

同时期出现比照金属炉形制烧制的五足瓷炉,而南方则有唐末临安水丘氏墓出土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平民版本的以瓷器居多,再看一下奢华版本的高圈足座银香炉

唐代滑石熏炉盖雕莲花,莲顶宝子如舍利塔刹,炉身也是仰莲,多道镟纹的炉炳立在深盘状的覆莲之上,炉盘下还有一覆盘状深圈足,整体造型大气不失秀美、庄严不失亲和。

隋唐时期香料的不断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有所降低,香料已成为唐代许多州郡的重要特产,所以隋唐以后,香品使用开始慢慢普及到民间,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无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了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

唐代的文人喜爱香料并留下了众多咏香的诗句,如南唐后主李煜云“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 ;王维“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白居易的“闲吟四句偶,静对一炉香”;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沉香亭北倚阑干”;李商隐 “钿云蟠蟠牙比鱼,孔雀翅尾蛟龙须。漳宫旧样博山炉,楚娇捧笑开芙蕖”,所言即为博山炉新样式……等此类作品佐证香料在当时的繁荣和社会稳定程度。

 

唐朝:(中后期)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香料的进口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隋唐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陆路改为海路。唐五代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兴盛,这一时期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大食的属国)等地的外商遍布于沿海的各港口,大量香料输入,使熏香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香料从宫廷之中流入了上层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以广州最盛。到唐朝末年,广州的外商数量已经十分可观。据史料记载,黄巢在攻陷广州前,勒索巨款不遂,所以城陷时屠杀外商达十二万之多。正是通过如此庞大的外商群体,使得香料得以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唐三彩香炉是唐代陶瓷香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前的香炉多以单色釉为主,唐三彩香炉却多种釉色并存,浓淡斑驳的釉色互相浸润,开辟了中国陶瓷装饰美学的新纪元。

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后之事。普及的重要原因有二:

一是“西(域)香”由“南(两广、海南)香”所取代,南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为香文普及提供了物质准备;

二是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力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信徒增多,使供奉烧香走向普及。

及至宋代,熏香文化已从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佛家、道家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居室厅堂熏香祛污,宴会庆典上焚香助兴,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用以佩挂。

一些文人雅士还亲手制香,苏洵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北宋黄庭坚常自制熏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诗中有“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之句,苏轼有“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诗句,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诗句。

 

五代十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唐亡后,中原先后出现了五个政权,这五个政权为先后承袭,所以叫“五代”。

由于朝代太多,后世为了和以前的朝代进行区分,所以在每个朝代的前面都加了一个后。

十国:(前蜀、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国、马楚、南汉、南平、北汉)

在五代的同时,南方有9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与中原的五个政权并立,因为这10个国家基本上同时存在,为了区别了五代传承,故称之为“十国”。

297968.jpg

唐朝实行的是藩镇制度,前期国力强盛,但到了末年唐朝廷无能,各藩镇割据,导致各地的军阀势力不断扩大,最后唐朝支撑了150年而亡!大唐没落以后,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纷纷宣布独立,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就出现了五个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朝代:梁、唐、晋、汉、周,而十国都是一些很小的国家。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比五胡乱华,战国七雄还要乱的多,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战乱时期,各地军阀频繁混战,政权更迭快,因为战争,所以香文化在这个时期是没办法发展,因此略过,但想来承香前于唐朝,轨迹应该也差不离多少。

唐宋香炉中最为简洁通用的样式即为高足杯式炉,轻巧实用,置案几上静日生香,或执炉添香,都甚为便宜。器型为直口或敞口,弧壁圜底,下置喇叭形高圈足,宋代以后,宽平沿的样式更为普遍,尤以北方民窑黄堡窑或耀州窑等为多,也有部分南方景德镇等窑所出青白釉器。

如此炉身花口平沿,沿上划有花瓣纹理,沿内起笼形花熏,顶部收作小口,上有三瓣花叶形镂孔。炉身下为覆盆式高柄圈足。造型玲珑新巧,釉色莹润低调,为越窑器中精致之作。这种半敞开式的熏炉,继承了东晋时期上虞、余姚等地出产越窑盘式镂孔熏炉的的传统。

 

 

宋朝:(北宋、南宋)

在大唐的盛世环境中,香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各方技艺沉淀丰厚、理论深广,为其在宋元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先天基础,也使香文化在后来的繁盛与普及成为一个自然和必然之事。

所以由唐至宋,熏香文化已从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佛家、道家、儒家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

宋代不仅有熏烧的专用香,还有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百姓在居室厅堂熏香祛污;有专人负责燃香事务于各式宴会庆典上焚香助兴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用以佩挂;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熏球陪伴左右;

文人雅士则多设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一同鉴赏品评;北宋苏洵即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北宋黄庭坚也常自制熏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如此等等,香已无处不在。

最能反应当朝香文化的代表力作《清明上河图》,其对北宋晚期的都市生活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广阔而详尽地展示了当时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动态,包括经济状况,城乡关系 ,民俗风情等,集当时人文之大成之作:

在描绘汴梁首都风貌的《清明上河图》中,多处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象,其上可看到一家香铺门前招牌上写有“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字样(盖指“刘家上等沉香、檀香、乳香”,拣香指上品乳香)。

《清明上河图》街市上的各种商业活动五花八门,有挂着各种牌号的店铺、作坊,有酒楼、茶馆,等民生娱乐去处。也有当铺和各种小商小贩等等,四处人声鼎沸,热闹非常。

市井生活中随处可见香的身影,街市上有专门卖香的“香铺”;有出售各种成熟的配方丹丸的药香铺 ;集市上有专门制作“印香”的商家店铺供应香料人们可以随意买香,也可请专人上门制香。

繁荣的社会下,还有人“供香饼子、炭团。”;“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

 

在常民生活中,居室厅堂时刻要有熏香,各式庆典场所甚至科举考场都要焚香,很多酒楼,茶坊,家宴也都有用香,街头上还有添加香药的各式食品,如香药脆梅、香药糖水、香糖果子、香药木瓜等等。这也是香文化的发展已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甚至出现了专责篆香制作和焚香的香人”香婆”,南宋笔记.周密《武林旧事·酒楼》记载:南宋杭州“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在当时 “香人”也有统一服装的规定。

《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汴梁(开封),“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行业着装各有规矩,香铺里的 “香人”则是“顶帽披背”,“日供打香印者,则管定铺席人家牌额,时节即印施佛像等。”

在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用香的风习及对香的重视,使香文化发展到了最为鼎盛时期,合香的配方种类不断增加,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丰富多彩。

除了香饼、香丸、线香等,还广泛使用“印香”也称“篆香”,用模具把调配好的香粉压成回环往复的图案或文字,其形有福庆香篆、长春香篆、万寿香篆等等,一般燃烧于祝寿、庆典或酒宴等场合,既便于用香,又增添了很多情趣。

在很多地方,印香还被用作计时的工具,如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一种非常科学的计时工具——“五夜香刻”

《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云:“且如供香印盘者,各管定铺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请香钱而已。”篆香在古人的居室生活中还有计时的功效,可以记录四季二十四节气,也可以记录时辰。

制香者将一昼夜划分为一百个刻度,其香长二百四十分,每个时辰大约燃烧二尺,共计二百四十寸,点燃之后可按序燃尽。它往往被置于宴席、书房、卧室或佛像前,用作营造氛围或计时。

此时与“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也较为流行:不直接点燃香品,而是先点燃一块木炭(或合制的炭团),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炭上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单一的香料或调制的香丸),如此慢慢“熏”烤,既可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味散发更加舒缓。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到宋代香事活动已广行于民间,而在香具方面,宋代的熏香器具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 , 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屡有创新,其形制多样、材质丰富,最值得关注和引以为豪的自然是瓷香具。

在宋代文人崇尚清幽淡雅的品性影响下,宋代瓷熏炉虽然不能像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也形成了平淡古朴、雅致细腻、朴实简洁的美学风格。

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低,宋代烧瓷技术高超,瓷窑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炉)的产量甚大,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而大量流通。宋代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这也是香料能够普及民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关注和引以为豪的自然是瓷香具。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另有创新。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低,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宋代最著名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瓷炉虽然不能像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宋代独特的文化特色,使瓷炉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美学收藏价值。

宋代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

宋代白瓷香具款式多样,此炉半球形拱形炉盖,顶部镂空菊瓣一周,周围菱形网格纹。炉身高柄深腹豆形,长子口微敛,尖唇,深曲腹,下接喇叭形足,中有扉棱一周,底为上卷荷叶状。

通体施青白釉,釉色光亮如玉,足内釉面有较大开片。通体素面,外壁下腹施旋纹两道。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工艺精湛,为北宋时期的香具精品。

↓宋代黑白花釉瓷熏炉:此件熏炉造型为五足行炉,大折沿的炉面布满花卉纹。花叶间有“供养香花”四字,原为佛家语,指用香和花供养,是佛教的一种礼敬仪式。宋代扒村窑的釉下黑褐彩器在器表题写诗句和用花作装饰,是其主要特征。

↓宋代耀州窑址出土的花式青瓷熏炉,炉盖缺失,炉身腹底有矮榫与轮式中腰座口部套接。炉身外壁贴饰3层仰莲瓣,轮式中腰座上斜面绕座口塑贴6只爬伏的海兽,下斜面划饰仰莲瓣。釉色青绿泛灰,有玻璃质感,此外还出现了玉质熏炉。

宋代独特的文化特色使香炉成为当时代表新文化的典型器物,熏炉被做成各种形状,有豆形、鼎形、簋形、博山炉,官宦士大夫家比较流行的是仿鸭、狮、龟、虎、麒麟等动物形体的兽形熏炉,多以金属制作,称为“兽炉”,亦称“香兽”。

宋代《香谱》中记载:“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

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等状物咏怀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鸭、兽形的熏炉。如宋代青白釉瓷香兽,炉盖上饰有仿生狮子纹饰,憨态可掬,清新雅丽,此炉一般放在书案上作为文炉使用。

宋词中欧阳修《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此 炉盖上饰有仿生鸭子纹饰,栩栩如生,也是书案文炉。

还有各式各样的兽形熏炉,如三彩瓷鸡形香薫器等等……

此外,高圈足座炉亦为唐宋时期金属香炉中的重要类型,相较于多足炉的疏朗多姿,座炉更显敦厚稳重。其主要形制有两种:一种为宽型,炉身和炉座组成,多半有盖,座较宽,镂有壸门,有晚唐法门寺地宫、登封法王塔地宫及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者等实例

另一种为高型,由炉盖、炉身及高圈足座组成,钮为莲蕾式或宝珠形,盖或钮部镂空出烟,炉身宽折沿,圈足较高,部分有镂空壸门,以晚唐法门寺地宫、四川彭州南宋窖藏和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地宫出土者为代表。

这件国宝级鎏金银香囊文物,形似暖炉的鎏金银香薰通体镂空,装饰有卷草、莲花及凤鸟纹,顶部还带有鎏金拉环,便于提放、开启。这件香熏里不但装有香料,还存放着金币、丝织品等其他供养物。

另外,仿生的高脚“花杯式”熏香炉,也是宋代士人的挚爱。甚至贵为皇帝的宋徽宗,其“听琴图”上画的也是这种形制的香熏炉。

当时,使用不同的香,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阶级,如在宋代文学家洪迈创作《汉封禅记》中记载:“黄帝始,百辟群臣受德教者,皆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沈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沈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卑尊华戎之位也。”

如江苏武进村前南宋5 号墓出土的近方形香饼,正面模印“中兴复古”四字隆于表面,“中”字空处钻一规则小圆孔,为穿线佩戴所用。背面左右模印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龙纹。

经扬之水《内家香获见记》一文考证为宋高宗所合龙涎香品。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龙涎香品”条:“绍兴光尧万机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号东阁云头。其次则中兴复古,以古腊沉香为本,杂以脑麝、栀花之类,香味氲氤,极有清韵。”可知宋人称“龙涎”,多是水沉为本、杂以脑麝香花制成的合香。

南宋《百宝总珍集》卷八“龙涎条”曰“龙涎花子有多般”“复古,云头,清燕,此三等系高庙、孝宗、光宗在朝合之者”,此“中兴复古”为内家香,寄托了宋室南渡后的君臣情结。

宋代文人咏香,制香蔚然成风,香谱之类的书籍非常之多,出现了宋人洪刍所著《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香谱》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

洪刍是黄庭坚的外甥。目前洪刍香谱流传的版本有《百川学海、唐宋从书、格致从书、说郛、学津讨源、名人小说》本等,其中记有“熏香法”,就是“给衣熏香法”:凡薰衣,以沸汤一大瓯置熏笼下,以所薰衣服覆之,令润气通彻,贵香入衣也,然后于汤炉中烧香饼子一枚……置香在上薰之,常令烟得,薰讫叠衣,隔宿衣之,数日不散。

此外陈敬《陈氏香谱》、颜持约《香史》范成大《桂海香志》、叶庭珪的《名香谱》、范晔《和香序》等著作问世,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宋代香谱主要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充满创造性的合香技法,并以此重现当时文人阶层精神生活的风雅精致。

又如吕大临《考古图》云:“炉象海中博山,下有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北宋周邦彦词中的“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等等诗词,从宋代的史书到明清小说的描述都可看到,宋之后的香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在宋代熏香已不仅限于除臭、驱虫、避秽、防疾等传统功能,更是一种生活习惯和乐趣,少之不得。

从宋人诗文和绘画中能清晰的体会到焚香的无处不在:

赋诗时“独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小憩时“梦断午窗花影转,小炉犹有睡时烟。”

抚琴时“夜深人静,月明当轩,香爇[ruò]水沉,曲弹古调,此与羲皇上人何异。”

待客时“有客过丈室,呼儿具炉薰。清谈似微馥,妙处渠应闻。

沉水已成烬,博山尚停云。斯须客辞去,趺坐对余芬。”那淡淡的清香似有魔力,引人入幽居清境,予人以悠然恬静……

宋人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

可见在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焚香之外,以香水奉佛也是佛家供养方式,两宋之际,在塔基地宫中出土细颈刻花或磨花的伊斯兰玻璃瓶,是专用于存放蔷薇水奉佛。

宋代文献中有来自大食或大食往来中土诸国使者以琉璃瓶中蔷薇水入贡的记载,称“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复郁烈之香连岁不歇”。

如此瓶是一件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宽平折沿,细长颈,圆肩,球形腹。器底厚而呈深蓝色,器身浅蓝色。瓶几无风化,光洁无锈,透明度很好,气泡和杂质极少。瓶内壁为光滑的自由表面,外壁有水平纹理,可知此瓶是采用模吹成型的器具。

由器物可印证宋元时期,阿拉伯人的蒸馏萃取枝术已流传至两广到闽浙一带,但并没有蔚为风尚,但用香文化却已普及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由于香料的消费量极大,在对外贸易中,香料的进口量占了首位。

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使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外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全部开通,形成海上丝绸之路。一些重要的交通港口因之走向繁荣,以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为起点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通向南洋、阿拉伯海,甚至远达地中海、非洲东海岸。

宋代之后,不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香具的发展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屡有创新。其形制多样、材质丰富,理论深广,把中国香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辽国:

公元907年至1125年,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灭渤海后,出现了一个“契丹王朝”即 “大辽” ,在如今的辽沈地区,辽国建于916年,早期与五代并行, 960年始与北宋并存。

“大辽”是一个北方胡族的后裔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及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辽强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南部的白沟河。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在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下,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迅速,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促使佛教逐渐成为契丹人的信仰和崇尚。辽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非常崇尚佛教,建造华塔盛行,吉林 、辽宁、河北等原来属于辽王朝的疆域内,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辽代佛塔。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金元之际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怀古一百韵》中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而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辽代的白瓷与五代和北宋定窑的白瓷有许多相似之处。辽代白瓷又称“辽定”,尤其与宋代白瓷更为近似,特征为胎薄而轻,质坚硬,色洁白,不太透明,定窑由上迭压复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在宋代属定州,故名!

定窑原为民窑,但北宋后期曾一度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影响较大,其后各地纷纷仿制。定窑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北朝到唐代早期,这阶段定窑的主要产品是北方青瓷,到了这一阶段末期,黄釉粗灰胎瓷其成为主流;第二阶段是唐代中期,这一阶段,定窑出现粗白瓷,烧造方法出现支烧,器形以饼足尖唇碗居多,胎色灰白,多施化妆土;

第三阶段是唐代晚期到北宋早期,这一阶段是定窑白瓷的成熟期,出现大量的细白瓷,胎骨洁白细腻坚致,器形开始多样化,器壁变薄,匣钵垫烧为主流生产方式,其质量最高;第四阶段从北宋中期到北宋晚期是全面发展期,覆烧法出现和大规模应用,并出现刻划花装饰手法,但瓷质和火温较前期有所下降,故釉色白中泛黄;第五阶段从北宋晚期到金代,定窑高质量瓷土趋于枯竭使瓷质进一步下降,覆烧法继续沿用,但是也出现了涩圈垫烧的新方法;第六阶段从元代到明早期,这时期是定窑的衰落期,细白瓷基本已经不见,多是粗瓷。

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造就了辽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独树一帜,辽瓷的器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见的中原传统风格器型,如梅瓶、注壶、注碗、葫芦型瓶、碗、盘等;

另一类是契丹民族风格的器型。

由于南北诸窑都有白瓷,较难以分辨,给辽代白瓷的考证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又因辽国地处我国北方地区,交通不便,契丹文化不易传播,加之民间辽瓷的传世品极少,以及出土的数量有限和某些民族的偏见,所以除确有纪年及民族特征者外,常被误为或被当着其它的同类产品,甚至于不识和无法界定。

尤其是民间传世的,因年代久远又比较特殊罕见的辽代器物,由于深藏闺房,世代传承,秘不示人,一旦显现,无人能识。因此很难为世人所认。

而辽朝的狮子之于香炉,亦是传承于唐,最初以护法形象出现,为佛家专用。唐代用于佛教行香所执柄香炉的柄镇及内炉捉手,有端正庄严的用意。

晚唐以后以狮子为炉盖出烟的狮子炉,也与礼佛相关。唐末狮子用于五足铜炉的出烟盖钮,亦为崇佛而作。至宋代狻猊出香,虽渐从佛事中分离出来,但狮子无论作为整体造型或局部装饰,仍旧多见于佛教供养。

此炉平盖,炉身莲花式,三层莲瓣。狮钮,直口,前肢直撑,后腿屈坐,利爪分张,披卷鬃,尾上翘与背,毛发均为刀刻而成,造型生动逼真。炉身与束腰间垫有薄铜片以隔阻香灰并可通气,呈莲花蕾叶状卷垂,支座六瓣如意形,以三长瓣为足,支座中为圆孔,与束腰销铆相连。出土时炉内满盛香灰。

宋辽时期又有拟形莲花宝子柄炉,形制全然不同。炉柄曲折,生出莲花炉身及宝子向上,覆莲叶向下为座。莲花柄炉最早见于盛唐时期壁画,早期在炉身外侧装饰莲瓣纹数层,保留鹊尾炉的基本形制;至宋辽时期,则多趋于莲花象形,炉柄莲茎状曲折,缠绕生出仰莲形炉身与覆莲叶形炉座,炉座不再直接安于炉身下。

此炉莲茎为柄,莲炉、莲花宝子、莲叶座各一,线条舒展优美。柄香炉为附柄手持式小型香炉,流行于北朝至宋代。传统柄香炉为长柄杯式,由炉身、炉座与炉柄三部分组成,加以榫卯、连接及装饰构件。炉身、炉座变化不明显,故按照炉柄形制,分为鹊尾炉、镇柄炉、如意柄炉三种。

辽代三彩在承袭了唐代传统手法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特点,是种低温瓷式釉陶,其胎质粗而较硬,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少数胎质呈淡黄色,胎上挂化妆土再施彩釉。辽三彩有单彩、双彩和多彩器物,许多器物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无釉。只有少数精品挂釉至底足,且釉色浓重,光艳娇美,可与唐三彩媲美。

其主要产地为辽宁林东南山窑、辽阳江官屯窑、内蒙古赤峰的缸瓦窑,辽三彩的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


辽朝国力扩张的同时,吸收了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国的文化,促进辽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发展。虽然辽代其总体水平虽远逊唐宋,但其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的特点,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大理/西夏/金朝/吐蕃/:处于同一时间段交汇并进节点,香文化差异流转区别相差应不太大

297968.jpg

 

元朝: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诸部聚会于斡难河源,树九足白旗。共推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建立,是年成吉思汗44岁。于1227年逝世,享年66岁,在汗位21年。

成吉思汗平定内乱后雄心西征,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消灭花剌子模国正规军40多万,占领了北起咸海、锡尔河下游,南近波斯湾,东自帕米尔,西到札格罗斯山的广大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朗两国和图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国的全部或部分,此外还扫荡了今俄罗斯、乌克兰的许多地区。

而元朝的缔造者忽必烈于1260年宣布即汗位,以汉制建元纪岁,定当年为中统元年,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为中都,后改为上都(今北京)。1271年建国号大元。于1276年灭南宋,从此全国统一于元朝,结束了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

蒙人元朝时期,是个极其强盛的国度,几乎统一欧、亚两洲,在强大的国力下,香文化亦是欣荣澎勃,在元明清时期,开始流行香炉、香盒、香瓶、烛台等搭配在一起的组合香具。

宋辽之后,元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与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通路包括海道和陆路。由于大国的版图无限扩张,元代瓷器体现出蒙古族草原文化与汉地文化交融碰撞并衍生出新的时代特色。

据《蒙古秘史》记载,元朝人的祖先巴塔赤罕是天生的一只苍色狼和一只白色鹿相配而成。在严肃的官修史书中出现了如此荒诞的传说,这在一个侧面印证了蓝、白二色成为蒙古族色彩好尚的根源性。

这一喜好也体现在元代的陶瓷釉色和装饰风格中,青花香炉是元代最具特色的香炉品种,卵白釉、高温蓝釉以及孔雀蓝釉香炉也在元代盛烧。

元代的青花瓷器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纪元,但元代的青花香炉传世品极为稀少,这些香炉的造型大都仿青铜礼器,有鼎式炉、鬲式炉、筒式炉和连座炉等,连座炉是元代新出现的品种,元代不仅有各种造型的瓷质香炉,也有琉璃香炉和三彩香炉。

元代还盛产很多香器皿,其中香炉最为著名,至今古玩市场屡见踪影。如元代钧窑香炉 ,木香炉,元代龙泉香炉等

元代的香文化发展延续了宋代的繁荣,由于元曲的盛行,很多元杂剧中含有浓厚的“香”气息。以元代“元曲四大家”之一王实甫的《西厢记》最有代表性。

《西厢记》有“西厢记天下夺魁”之誉,剧中大量涉及香的唱词,主角莺莺与张生焚香拜月对诗私定终身,香因浪漫的故事而馨芳四溢,动人的传说更因香而得到升华。

对宋元明清的文人来说,香已成为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北宋苏轼出神入化的咏叹《沉香山子赋》,以 “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的华丽辞藻,盛赞了沉香之天香气韵,让人只读文字,便心生向往,如沐醉人幽香。

到元.王振鹏《伯牙鼓琴图》可以看出古人弹琴时需焚香,袅袅清香与高雅琴韵相得益彰。画面中,伯牙和钟子期两人之间是一个别有异趣的香炉台,树根造型的炉架上摆着博山炉。这一道具散发着一种古雅的士人之气,给伯牙子期两个知己的赏曲雅会增添了一份高雅的意趣。

元代大一统的政权,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往来密切。除了与“宗藩之国”的四大汗国建立的中西亚关系外,主要的还有与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爪哇、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马尔代夫等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非常密切。

同时元代与欧洲、非洲通过使节和海运也形成密切国际贸易关系。元代的皇宫内经常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在大都的外国使节和人士。

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97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38个。自庆元到高丽、日本之间的航路也基本上畅通无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当时,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有的是以物易物;有的以金银作货币,换取当地土产;有的以元代纸钞与当地通用的钱币、海贝等进行兑换。

元代诗人马玉麟曾诗曰:“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汶。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歌歌鸣健橹。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

元朝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七处设置市舶司,用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后来缩减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此外,作为海运基地而兴起的昆山太仓,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与高丽有大量的贸易,庆元(今浙江宁波)是主要的联系海港。庆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为对高丽的重要贸易港。

从张士诚、方国珍等赠送的礼品中可见一斑:多次出现的是沉香、彩缎、彩帛,其次是弓矢、书籍、玉器等。孛哈里的礼物中也有“沉香五斤十三两”。沉香是中国从南海进口的一种香料,在中国宋、元时期应用很广,除了用于医药、饮食之外,上层人物还以焚香作为一种享受和显示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风气也对高丽社会发生影响,于是沉香又由中国转手输入到高丽。彩缎、彩帛等丝织品也是中国向朝鲜半岛出口的传统产品。

元明两代的对外经济贸易,仍以香料为主要商品。1271年,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受命于忽必烈大汗担任元朝的官吏1295年回到家乡威尼斯,由作家鲁思蒂谦纪录了他在中国等地的丰富见闻,这便是《东方见闻录》, 俗称《马可波罗行纪》。

其中提到,在欧州人到达东方以前,香料贸易是以中国人为主。而在这本书的影响下,15世纪的哥伦布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新大陆,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朝中后期,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帝位之争愈演愈烈,宫廷、权臣出现了激烈的倾轧。 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全面暴露,国家财政匮乏,吏治腐败,灾祸频仍,导致了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1368年正月,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江苏集庆)称帝,建国号大明。同年八月,明军大将徐达攻占大都,元惠宗妥欢帖木尔弃守大都,退向漠北,元朝至此灭亡。

 

明朝:

明朝时期的香文化虽然建国前期有禁香令颁布,但还是得到了全面保持并有稳步的发展。香学又与理学、佛学结合为“坐香”与“课香”,成为丛林禅修与勘验学问的一门功课。

明朝用香的名目、和数量、普及程度更逾前朝,无论是制香和用香,还是香料、香品和香具,都有了长足发展。炉具制作更是精益求精,不光造型用料达到极致,在香文化上也攀上了一个高峰。

香以独特的气味征服了贵族、富豪、雅士、平民,用途或妆,或膏,或佩,或茶,或香汤,或入药,香以各种形式流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及日常生活。在宋元明清的史料、诗词、小说、书画中、展露得淋漓尽致,众多影响后世香谱类重要典籍也相继问世。

可查证的香事著作有周嘉胄的《香乘》、屠隆的《考盘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文震亨的《长物志·香茗》、等等……

其中明代周嘉胄所著《香乘》,对香事的记载尤为丰富,全书共28卷,包括香品、佛藏诸香、宫掖诸香、香异、香事分类。香事别录、薰佩之香、香炉,香诗、香文等。举凡有关香料品名,来由及各种用香方法,一应俱全,收录了中国古代和香的处方,共437种,所列举的香材约420种。其中17种是印香,也称篆香,即粉末香材的合香,其余420种为炼香,是为明代以前香文化之大成。

其书中涉及香事香料的史、谱、记、卷、录的文献总结,辑明代以前香事香料,十分详尽,该书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

明朝时期的棒香线香已经广泛流传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各类典籍书画都有很多关于香的记载,明代绘画大师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什有描绘晾晒线香、盘香的情景。

又有《本草纲目》不仅论述了香的使用,而且记载了许多制香方法,如书中所记:使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粘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

线香的出现让用香一事更为便捷,但并没有就此取代传统的香饼、香丸。富贵人家居家用香依然以香饼、香丸、名贵的香木为主,平时使用的香饼、香丸,都有专门的香盒盛放。

周嘉胄所撰《香乘·猎香新谱》,其中记载了一个用细竹棍做芯的棒香沉速香方:沉速五斤、檀香一斤、黄烟四两、乳香二两、唵叭香三两、麝香五钱、苏合油六两、白芨面一斤八两、蜜一斤八两,和成滚棍即制成。

在《金瓶梅》中也有使用棒香的情景,第二十三回:『蕙莲来到藏春坞洞儿内,觉得冷气侵人,尘嚣满榻。于是袖中取出两枝棒儿香,灯上点了,插在地下。

再如《云林异景志》:宝云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则不燃薪火,暖香一柱,满室如春。宝云溪的一处僧舍,以香代薪,室暖如春,用来制作暖香的香药,多属性温,可利散寒,煦润而不燥。

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编录了历代医学典籍中各种植物的药性疗效, 记载了2000多种药材植物、8000多种配方,奠定了中国古代医学基础。该著作不仅纪录了很多医疗之用的香料应用方式,而且在专辑《芳香篇》中,还有很多关于薰香与香料的内容以及许多制香用香的方法系统地叙述各种香料的来源、加工和应用情况。

如《本草纲目》中提到: 将乳香、安息香,樟木一起燃烧可治突然晕倒;将沉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樟脑、皂荚等一起焚烧可防传染病蔓延;口含细辛可以去口臭;用香附子煎汤淋浴可治风寒风湿,直至现在端午节时节,中国各地至今依然保持着煎汤淋浴驱邪的习俗;如此等等......, 植物祛病的香料可止瘟疫作法和中世纪的欧州如出一辙。

明代用香一事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举,明代小说中也常描写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其中《金瓶梅》最有代表性,通过其书可略知明代民间用香的情景。

如《金瓶梅》第三十四回:“书童连忙拿炭火炉内烧甜香饼儿”。甜香饼儿与沉速香饼儿是用各种香料调合制成的香饼。书中甜香饼儿的配方不得而知,但在明代确实有一种甜香,很受明人喜爱。

在屠隆《考盘余事》载:甜香,惟宣德年制清远味幽,坛黑如漆,白底上有烧造年月,每坛一斤,有锡盖者方真。

第四十回中,潘金莲瞧了瞧旁边桌上,放著个烘砚瓦的铜丝火炉儿,随手取过来,叫:李大姐,那边香几儿上牙盒里盛的甜香饼儿,你取些来与我。

用来盛放甜香饼儿的牙盒,就是象牙材质的香盒。古代香盒材质有陶瓷、雕漆、牛角、犀角、象牙等。用香比较讲究的文人,会选择不同材质的香盒盛放不同的香品。

明代宁献王朱权《焚香七要》香盒条载:用剔红蔗段锡胎者以盛黄、黑香饼,法制香磁盒用定窑或饶窑者以盛芙蓉、万春、甜香。倭香合三子五子者用以盛沉速、兰香、棋楠等香。

《金瓶梅》中女子花费心思行熏香之事,目的也是情人相聚时以香助兴,增进感情。如:当西门庆去潘金莲房中时,潘金莲会“连忙熏香打铺”。独守空房时,潘金莲弹奏琵琶伤感地唱道:“懒把宝灯挑,傭将香篆烧”由其事其景可看出香在明代生活中已成为民众一种生活习惯之事。

第六十八回:爱月儿“一手拿着铜丝火笼儿,内烧着沉速香饼儿,将袖口笼着熏热身上”。 焚烧香饼子的“铜丝火笼儿”,是明代比较流行的袖炉、手炉。其形制较小,可随身携带,可供取暖兼做熏香之用。

制作精美的袖炉,还可作清雅的玩物。明代作家高濂撰《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袖炉曰:焚香携炉,当制有盖透香,如倭人所制漏空罩盖漆鼓熏炉,似便清斋焚香,炙手熏衣,作烹茶对客常谈之具。今有新铸紫铜有罩盖方圆炉,式甚佳,以之为袖炉,雅称清赏。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床上绡帐银钩,冰簟珊枕,西门庆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浓。傍边流金小篆,焚着一缕龙涎,绿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莲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儿......西门庆熏香炉基本上是昼夜不熄,睡觉的床帐中也要焚香。其所焚之龙涎应是合香一类香物。

“炉焚兽炭,香袅龙涎”,古人调制龙涎香多以水沉为本,杂以龙脑、麝香、香花等香料。龙涎合香中比较著名的是带有素馨花香气的龙涎香。张元干《青玉案》词:“心字龙涎饶济楚,素馨风味”。学仕常焚龙涎香助兴


明人用炉讲究,文震亨《长物志》置炉条言:“夏月宜用瓷炉,冬月用铜炉”。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准确的列举了“焚香七要”:香炉、香盒、炉灰、香炭墼、隔火砂片、灵灰、匙箸,香事活动的基本用具和注意事项。

现代的香席活动大都以之作为参考准则。香盒、香炉、香箸瓶的组合被称为“炉瓶三事”,是明代文房清玩的典型设施和焚香必备之物,在明清时期的画作中常有描绘。

明代的绘画中常出现“炉、瓶、盒组合的炉瓶三事”

明清朝嘉靖官窑还有所谓的“五供”,即是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

个人用香方面,明朝熏佩之香十分盛行。《金瓶梅》中无论男女皆佩戴香袋。第26回宋蕙莲送了西门庆一个香袋“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佩戴香袋既能香身,还可作装饰之用。


这款明款黄金方形链条金包香盒,(1.7cm*8.5cm),来自于南京将军山明成化十年沐斌继室夫人梅氏墓,其大小相当于现在的零钱包巴掌大小,内可置放香料或者佛教用品

香盒表面用黄金制作的凸起莲花、如意云纹,立体感十足,在莲花纹的中心还镶嵌有各种有色宝石,在侧面装饰的是缠枝莲纹,就连底部都是以如意云纹作为装饰,并在中心配以圆形的梵文六字箴言,一切都是以宗教艺术为设计主题,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


而关于香炉,明朝最负盛名的 “宣德炉”是古代熏炉发展史上一个极其登峰造极的艺术时期,明宣德年间,明宣宗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 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 ,被收藏界所看重。

“宣德炉”所具有的种种奇美特质,其主要原料是一种含金的铜料,称为“风磨铜”此铜料细腻似水贵如黄金,反复製炼后,方可铸炉。即使以如今的冶炼技术也难以复现。

宣德炉样式参照皇宫内藏的数百件宋代名窑(定、汝、官、哥、均)款式进行设计,铜质精粹、皮色研巧、造型古雅,备受追捧。

从明清两代直至当今,各种艺术品几乎都有仿品赝品,民间仿制宣德炉的风气极盛,宣德炉仿品极多且仿制历史悠长,明代曾参与宣德炉铸造的铸铜工艺名匠官员吴邦佐,在宣德炉停铸不久,他便招募原来的铸炉工匠,依照宣德炉的图纸和工艺程序私铸造了一批铜炉,可与宣德炉媲美,铜炉底款未敢置官款,改署“琴书侣”或直书其名,这些经过精心铸造的仿品可与真品媲美,专家也难以辨别。

除了吴邦佐铸造出可媲美皇家的铜炉外,明晚期也有仿制宣德炉的高手,张岱《陶庵梦意》中提到过苏州一名治铜高手,所烧铜色等分两,与宣铜款致分毫无二,俱可乱真。(仅插图):

再有,其它制式的香炉千资百态,,美不胜收哉:

宋代以后,熏香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明清时代,家家熏香,户户飘烟。明代香炉的主流样式继承宋代仿古式香炉和狮子、鸭子等动物形状。

其中鸭形熏炉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直至明代依然可见它的身影。1988年景德镇出土了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熏,鸭作昂首张口鸣叫状,伫立于四面开光镂空的方形底座上,造型很生动。鸭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从腹部分开。通身施黄、绿、褐三色釉,是一种典型的素三彩瓷器。

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中述:今镀金香球,如浑天仪然,其中三层关棙, 轻重适均,圆转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复无,其外花卉玲珑,而篆烟四出,真闺房之雅器也。

明初推行过《禁番香》,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据《明太祖实录》载:“甲寅(洪武二十七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曾引《广东通志》:“建文三年(1401 年)十一月,礼部出台“海禁”条例,宣明禁止从海外贩运香料入华的圣旨:……但系番货、番香等物, 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 三个月外敢有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明之江山,半是得自蒙古王廷,半是得自南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汉人势力。

明朝建国后主要军力集中于北方边境与蒙古相峙,又恐陈、张、方余部水师蛰于海外与诸外番勾结,限于无多余军事力量震摄,此时正值明朝初建,又恐“海外诸夷多诈”, 更缘由自宋开始出现“以胡乱华”“以夷变夏”的局面,于是索性便断绝与海外各国的交通和贸易交往,这正是朱元璋“禁海”政策的重要原因。

在番香融入国人生活的过程中,“夷狄”异国文化也与之相伴,渐融入国人的思想——这在以束缚国民思想、强化专制统治为重的朱元璋而言,自然是无法容忍。

朱元璋为了降低“夷狄”的影响,耗费了大量精力恢复上古时期的“礼仪”和“教化” ,外来番香以及与“番俗”有关的祭祀仪式自然受此连累,备受限制

加之统制阶层在思想上遏困民众,所以中国传统香文化由盛转衰,香之神髓渐少人知,但祈神拜佛所用的国产香/和合香不在”禁香令”中。而同时期法国人却于1533年由意大利迎来了凯瑟琳,这位王后用香水让法国上下为之倾倒,法国香水文化自此兴起。

晚明时期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覆亡。

 

清早期: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均有体现,尤其东南沿海地区,依托宋元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清朝刚开始称为后金,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清代自清太祖努尔哈赤称帝至末帝溥仪,共历十二帝。

清代是我国香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香文化广行于民间,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程度较之以前的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用香已从精英阶层、上层社会完全推及到民间、大众中、底层社会,至此香文化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

清早期满族统治者推崇汉文化,香学文化自然也在帝王喜爱之列,香学文化自然盛行和得到了澎勃的发展,但香的灵性此时已经消失殆尽,汉唐的大气、宋人的清雅,几近无存,香已经成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工具。

清代疆域空前扩大,周边的国家大都成为其附属国,而盛产香料的安南、暹罗等国也都位列其中。由于这些国家本身生产香料,所以在奉表、纳贡等活动中,如在三大节(元旦、端阳、万寿)几乎每次都会进贡一定数量的香料

除了原产国进贡外,一些不产香料的国家会购买一定数量作为礼品呈送给清廷,这也是宫廷使用的“番香”的主要来源。

清宫除了收取进贡的香料外,还会派相关司员进行采买以备使用。此外一些皇商也会为宫廷采办香料,以及地方官会每年都要向宫廷进贡一定数量的各式香料。

在历代的皇家祭祀活动中,焚香都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礼制仪式,每年清代皇家寺院和道观都会举行数次甚至数十次的祭祀和其它活动,不同祭祀场合所用的香料都有一定的规制,每次都会用到大量的香料,这些祭祀用香料由内务府发放,有负责祭祀的官员领取。

清代宫廷对萨满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等大都持尊重的态度,所以保持了多种宗教文化共存的局面。因此清代的祭祀活动非常频繁,既有礼制性的祭祀活动,又有一些非常规的官方祭祀活动,这就更为需要消耗数量庞大的香料:如祭祀祖先、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太庙、先农坛等,所以清廷延续了前代的“任土做贡”的进贡制度。

尊崇藏传佛教,清宫的礼佛亦超越了普通的民间信仰。而且出于统治的需要,清入主中原后将满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庙堂化,使萨满教祭祀传统一直延续到整个清朝,确立了帝王皇权在藏传佛教中的权威

清廷修建了大量的佛寺、道观及其他宗教场所,如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京城就有三十二座,承德有六座,清代皇帝的宗庙主要是太庙和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绥成殿。

祭祀用香占了清廷绝大部份的用香额度,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当年的库存沉香不过200余斤,而用于各类祭祀活动的沉香达到了105斤之多。

从整个清朝来看,宫廷祭祀用香数量的变化是随着其国力的变化而变化,前期用香数量较少且香品较为单一,到乾隆时期宫廷用香逐渐达到鼎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香品的种类较之前代大为增加,后期随着国力的衰微,用香的数量则减少许多。

清宫宗教活动用香呈现出一种制度化的趋向,具体的祭祀使用规定的香品已成定式,其仪式流程也是清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清代泰山天地祭祀,是古代专制王朝充分表达自己权力的重要手段,宫廷派专员携带由内库领出的藏香赴山东致祭。

诸如求雨、祭祀山河神及关帝庙等佛堂神祗也多用藏香。在奉先殿祭祀天地祖先,表明皇家正统的延续性,这也是儒家对政权合法性的一种重要践行方式。主要使用的则是上等沉香、速香、降香和檀香比较多。这些规制已经衍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定式。

不论是从香料的品类、数量、使用、器具的制作还是相关的制度等方面来讲,清代宫廷的香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用上清宫对香料可谓做到了物尽其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不仅出于宫廷对各类香料器物的喜好,清宫数量庞大的香料也为其提供了条件.

香料最早就是作为药材使用的,是药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宫也将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药材使用,在故宫博物院所藏《乾清宫·续入库贮陈设油露药材等项档案》中,有大量使用香料入药的记载,有丁香、青木香、沉香、龙涎香、东莞香、安息香、宣德甜香、白檀香、紫降香、伽南香、唵叭香、鸡爪香等十几类。

清廷宫内香料用度在生活中也是必不可少,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皆由管理香料的广储司茶库司员负责采办交进,清宫使用香料按照等级规制,由内务府派发日常的月例、入药及祭祀等方面香料用度。

由于香料多用于清廷祭祀,后宫日用香料就配额紧缺,所以焚香时就更为讲究,一般不会直接焚烧,而是配合其他香料制成诸如香饼、香丸,使用精致的小炉薰闻。


清代宫廷所用香料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类,既有植物香料,又有动物香料,还有合成的香品。清宫不仅使用单一香品入药和制作器物外,更多的则是各类合成香品,以合香的方式制成香品使用,这些香品包括香饼、香丁、香片、香丸、线香、盘香等。从档案记载来看,高香(线香)、藏香、攒香使用的最为频繁。

在合香时,也充分考虑到各种香料的属性,使不同香料所长融合不冲,所谓「合香之法,贵于使众香咸为一体」。在使用上不仅有祭祀、熏香、佩香、入药、祭祀等日常用香方式,亦用于宫廷赏赐及制成观赏器物,形成了清代宫廷独特的用香文化。

如《红楼梦》中提及的“百合香”,其并非用百合花制成的香品。而是用多种甚至几十种香料和合而成的合香,具有比单品香更多的优点。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发明了合香,唐宋时期的合香配制技术更是炉火纯青。

而线香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主流香品。随着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藏香大量进入宫廷,一跃成为宫廷用量最多的香品,这些藏香基本都是线香。

除藏香以外,清宫在日常礼佛时所用香料主要为沉香,且多数礼佛宫殿都会有沉香月例。除了藏香与沉香,清宫佛堂内还会用到「攒香、速香、降香」等其他香料,而这些香料的用量相对较少。

清宫的香具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上又推陈创新, 工艺精美,成为中国古代香具文化发展的顶峰,并且每样香具都有明确的要求。

如乾隆朝《穿戴档》记载,乾隆皇帝规定“每年五月初一日起挂五毒荷包”,乾隆皇帝自己也要从五月初一到初五一直佩戴五毒荷包。满族是渔猎民族,为了方便征战和远途跋涉,经常随身携带荷包装置肉干、火镰、搬指等生活、征战必须的物品。

随着征战后全国局势的稳定,荷包就成为礼仪服饰的重要配件,或者作为皇家对大臣们的一种恩裳。

“五毒”图案是端午专用的,一般是指蛇、蟾蜍、蝎子、壁虎和蜈蚣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再配以“大吉”字样和葫芦纹样相组合,寓意以毒攻毒,以恶镇恶,驱邪免灾的意思。

一般男性会将这些配饰挂在衣带上,比如我们看到的宫廷绘画中,皇帝的吉服带、行服带上都挂有荷包,很少有看到皇帝衣带上不佩戴荷包的画像,可见荷包也成为一种礼仪上的象征。

而且皇帝往往不止会佩戴一个荷包,可能会佩戴好几个,比如这件康熙皇帝的吉服带上就有四个荷包。皇帝除了会佩戴荷包,还会把香囊、扇套、火镰套、扳指套甚至牙签筒挂在衣带上,可能是出于取用方便的考虑。

女性的画像中则不会显露衣带,一般后宫女性也不会把香包等物品挂在腰间,所以女用的香包、荷包一般是挂在床帐内。有的后宫女性,会在床帐里挂上一排气味幽香的香囊做为装饰,也有防病驱疫的作用。

《红楼梦》多次写到人与人之间礼尚往来互赠香物,以香为礼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这一习俗就已流行,而在清代,民间佩戴香囊、香袋等大为盛行。

   

 


随着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清代香器的样式也不断出奇翻新,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让人们无论是在用香或是供香时,在嗅觉及视觉的心灵意境上,都达到了美好的升华,清代将香炉之灵巧和张扬的格局发展到了极致。


清乾隆 造办处作铜鎏金錾花炉瓶三事



“炉”之名最早记载见于《周礼·天官》:“炉之名始见于周礼冢宰之属,宫人寝室中共炉炭。作为薰香的物质载体—香炉的产生、发展、成熟以及衰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香炉作为焚香的器具,它有多种名称,也常被称为薰炉。

在陶瓷香炉造物方面,清代达到新的辉煌,陶瓷香炉品种、器形、纹饰都丰富多样。青花香炉、彩瓷香炉、颜色釉香炉都有精品传世。

青花香炉自明代始,就是瓷炉类别中的主流品种,清代也延续了这种趋势,清代的彩瓷香炉仍是香炉中的名贵品种,类别有粉彩、五彩、斗彩、素三彩、珐琅彩等,其中,粉彩香炉数量最大,是彩瓷香炉中的主流品种。

 

还有其它各式各样香炉

清代香插和香盒香筒

香非宗教,香非迷信,宗教用香、祭祀用香只不过是中华博大香文化中的冰山一角,并非仅仅是我们表面所见到的仪式,历史长河留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熏炉彰显着古人的审美观念、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引人万端遐思。

关于香学,清代也有几部专著,如《黄熟香考》,《滇海虞衡志》《清稗类钞》等,值得一提的是董说的《非烟香法》共计六篇:非烟香记、博山炉变、众香评、香医、众香变、非烟铢两。董说认为,焚香燥气太大,烟熏火燎,过于粗俗。蒸香之法则无燥气,香气清新凉爽,暗合阴阳,有助人蕴藏元气,可助人追求圣人之学,宜大力提倡。

另有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天下香料,莫如扬州,戴春林(香铺)为上。”明崇祯元年(1628),戴春林在扬州开办了生产香粉、香件的铺子,董其昌为其题写了招牌。香铺按祖传中医中药制药之法,修合调香,主要制作香粉、胭脂、合香手串、手持、扳指、朝珠等美容和佩戴香件用品。

康熙、乾隆南巡时,扬州地方官员屡次进贡戴春林香件。明清两代,戴春林香粉被定为“贡粉”,香件也被宫廷收藏以供把玩。戴春林香铺名扬九州,被载入明清史料。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戴春林的香货:“这是紫茉莉花研碎了兑上香料的”“北静王手上的十八粒如莲香珠”“宝钗玉膊上的香串”“袭人荷包里的两个梅花香饼儿”。晚清戴春林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开有四十余家分号。

 

清朝最能反映中国独特香文化非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一书莫属,一部《红楼梦》,满书皆香,梦里有香、香中含梦、香气氤氲满红楼。

以香命名是《红楼梦》之一大特色。书中很多的人名、地名、建筑的命名都与香有关。有的直接与香料、香物、香品有关,有的则与芳香花草植物有关,有的则与香气、香息有关,其次是以“香”取人名。

由此书可窥见香文化诸多方面,贯穿于小说中的焚香熏香闻香场景之多、佩香戴香、上香行香,各式香品香具、香物香花、香草等,种类用途之广以及自然方香花草的描写,在古典小说中前所未有,是清代用香盛况在小说中的艺术写实,展示了十八世纪中叶中国的香文化盛况,反映了当时与香有关的民俗民风和中国香文化之浑厚内涵。

《红楼梦》中有大量涉及宗教祭祀用香、日常熏香、佩戴用香、陈设用香、赏赐、香药和计时等的描写,基本囊括了清代贵族之家用香的各个方面。

清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稿比全唐诗还要多,有诗《夜雨斋中焚香》云:虚斋坐清夜,斗室如方丈。容膝且自安,忘机心宇旷。忽惊漓窗雨,因风送微响。唤醒吟诗耳,焚香助清赏。细细沉檀烟,篆丝袅直上。帘垂避轻寒,静听阒万象。更深香影残,梦与蝴蝶往。此中乐趣多,户外非所想。可见当时的香文是有多么的鼎盛。

 

清中期以后用香:

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异域香料锐减,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开始实行海禁,到雍正五年(1727)开海禁,再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只开广州一地通商,其余口岸全部关闭,对香料进口产生很大影响。香料数量的减少,给香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致命打击。

此外,十九世纪未,西方化学合成香料相继问世,工业化生产的香水,也在晚清进入中国,人们接触到的香料种类更胜以往。

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晚清的战乱动荡以及香水的引进而逐渐消歇,民国时期的小说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把巨变之际国人用香由青睐传统香料转为以西洋香水为珍的情态勾画毕现。

又有《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慈禧使用外国洗涤、护肤、香水物品的记载,皇宫尚且如此,民间更是竞相用之,加上局势动荡,中国的香文化,至此可谓香消玉陨。

而清中叶至民初,西方各国列强在东方进行各种掳掠,内优外患之下,国力衰弱,中国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香学的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一方面是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极大地影响了香材和香制品的贸易及人们用香的情致。另一方面受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影响,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重大改变,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抛弃,用香的闲情逸致已成为不合时宜,落伍的像征。

以往香文化所代表的明心明志,修身养性的观念,也被视为态度极而受到了批判在这种偏激的反思中,于是香文化焚香雅事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香文化由此开始没落,以致近百年来几近失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香文化已然消失怠尽,只能从古书中略窥风貌。

同时,随着文人阶层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嬗变,自魏晋以来长期支持推动着中国香文化发展的文人阶层的力量越来越衰弱。

在这种情势下,早已融入厂书斋琴房和日常起居生活的香文化也渐行渐远,失去了安神养生、美化生活、陶冶性灵的内涵,而香的使用主要是作为祭祀仪品保留在庙宇祭祀之中。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时期,战乱纷起,香文化死绝断层,已无香学一说……


近代香文化的发展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先驱,如傅京亮前辈所著中国香文化,还有刘良佑先生的香学会典,这两本书奠定了当今中国香学的基础:

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华夏先民以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化,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国内已开始研究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性,并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香”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衍变,不再像过去仅指“单一香料”,而主要是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古之所称的“合香”。追古创新,现代原料资源的丰盛,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

现化的化学香精和化学加工技术改变了当代的制香工艺,虽有一些传统的方法和技术仍然得到了采用,但只是形式上的保留,而香料的选择、炮制、配伍、火候等最核心的内容都被丢弃了。而今人们对香之内在品质忽视,以及化学香精和化学加工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都使得制香的技术门槛大为降低,以至于当前的香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在选购之时,尽可能选择一些大厂家品牌的天然萃取香品。

随着中国国事日渐昌盛,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品香、用香,并对香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有更多爱香、懂香的人开始致力于对传统香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中国香文化必将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沉香阁
关 闭
沉香阁商城 沉香资讯

关 闭